記得第一次去溫州時，入住剛建成開業不久的鹿城飯店。走近該飯店，但見其外墻窗口下多有八字裂縫，而其門廳地面則低于人行道面約兩級臺階。第二次去溫州時入住建成較早的華僑飯店。當晚下雨，次晨下樓但見大堂已滿堂淹水（見圖1）。上述印象至今歷30余年而記憶猶新。

那次調研工作得到了溫州市領導及建筑設計施工部門的熱情支持。調研小組由胡顯欽（時任副市長）、李鳳霖（時任市土木建筑學會理事長）、馬云博（時任市建筑設計院院長，不久調任副市長）等領導以及何正籌、錢振榮、管自立、黃云方等市內主要負責工程師等組成。他們在百忙之中介紹情況，提供圖紙資料，陪同察看現場，并且幾乎無不堅持參加每一次會議，共同分析、討論研究（見圖2）。

圖2  1981年本文筆者在溫州軟土地基調研工作會議上講話

溫州是我國著名的軟土地區。地表僅有極薄的硬殼層，軟土的埋藏淺、厚度大，各項土工指標與浙江的寧波、舟山、杭州及省外的上海、廣州、福州、天津等地相比，多以溫州的為最差（見圖3、表1）。

自1970年代后期開始，溫州由于舊城改造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成片的住宅、商業用房、辦公樓及輕工廠房相繼興建，建筑物的層數逐漸增加，新的街區次第形成。而與此同時，伴隨而來的是不少建筑物產生了過量的沉降和差異沉降，墻體裂縫幾成常事，有的建筑物發生下沉傾斜，造成了近旁道路開裂塌陷，或影響相鄰新老建筑物的正常使用或危及安全，有的受影響的工廠甚至長期不能恢復生產。而為處理此類因建筑物下沉而引起的問題或糾紛，溫州市建委等有關部門牽扯了很大的精力。溫州的軟土地基處理的技術問題，已演變成了影響市民生活和生產的一個社會問題（見圖4~圖7）。

調研工作歷時三個月，認真梳理了問題，并根據當時的知識水平，參照國內外有關的經驗，提出了一系列管理上和技術性的建議和措施。

孰料，筆者剛回杭州寫完調研報告，即被派往國外承擔一項大型特殊工程任務。直到完成該項任務回國后，雖常心系溫州軟土，卻一直無緣再去溫州。

另一方面，由于去國外工作，必然影響了國內74版《建筑地基基礎設計規范》修訂組研究決定分配給我的那部分工作。顧此而失彼，雖身不由己，亦至今引以為憾。

差幸本文開頭提到的關于擴底樁和水泥石灰加固兩課題，則在回國后抓緊相繼完成，并分別獲得了省部級科技進步二等獎。

后來大約至1987年，筆者獲悉溫州市建筑設計院的管自立倡導了“疏樁基礎”的理念和設計方法，筆者深感欣慰。蓋因當時筆者已學習了墨西哥Zeevaert教授關于“補償基礎”的理論，并翻譯了他的名著《難處理地基的基礎工程》等書，深知墨西哥是世界著名的軟土地區，軟土的含水率高達100%以上，“補償基礎”的理論對于墨西哥乃至世界各地軟土地基基礎處理的重大意義，因此覺得管自立所提出的“疏樁基礎”與Zeevaert的“補償基礎”相比，頗有別樹一幟而異曲同工之妙。這些創新思維和理念，顛覆了傳統的理念，突破了傳統設計方法的框框。

管自立是華東水利學院（即今河海大學）港工專業的高材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十余年，于1975年調回故鄉溫州，從事建筑基礎設計研究工作。他兼跨學科，理論基礎扎實，科研思維活躍。為軟土地基基礎工程事業及近數十年溫州的建設事業貢獻良多。

幾乎與管自立提出“疏樁基礎”的同時，上海建筑設計研究院黃紹銘提出了“減沉樁”的理念和設計方法，并做了大量的工程實踐。“疏樁基礎”與“減沉樁”都是旨在因地制宜地充分發揮地基土、樁和承臺以至上部結構的共同作用，雖各有側重，而其共同目標都是為了節約資源和降低工程造價。這些創新思維和設計方法，都受到了學術界和工程界的重視，并付諸工程應用，裨益國家建設。相對于黃紹銘的“減沉樁”，有的學者把“疏樁基礎”稱為“協力樁”。

最近，管自立擬將其歷年發表的有關“疏樁基礎”的論文和相關科研成果整理結集出版，讀者可拭目以待。

管自立同志為國家一級注冊結構工程師、復合樁基發明專利權人，他從溫州市設計研究院退休后，現任溫州同力巖土工程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兼浙江恒欣設計院溫州分院總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