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時齡院士是一位建筑文化的友好使者，他曾經擔任過同濟大學副校長，并身兼法國建筑科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美國建筑師學會榮譽資深會員。他不僅有設計作品，更在建筑和城市設計的理論方面著述頗豐。走近鄭時齡，你不難感受到他的謙虛、睿智、風趣、博學，他是一個心中裝著天下的建筑師和城市設計師。他善長建筑批評，卻從不尖刻地諷刺任何建筑形象，他相信用準確、公道以及大眾化建筑語言，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建筑設計和城市環境中的真善美。

　　個人小檔案

　　鄭時齡，1941年11月12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出生，廣東惠陽人。

　　1965年7月畢業于同濟大學建筑系建筑學專業，自1965年9月至1978年10月在機械工業部第二設計研究院任工程師，從事建筑設計。

　　1978年10月至1981年12月在同濟大學建筑系攻讀建筑設計及其理論專業碩士，獲工學碩士學位。1990年9月至1993年10月在同濟大學建筑系攻讀建筑歷史與理論專業博士學位，獲工學博士學位。

　　1981年12月至今，在同濟大學建筑系擔任教師，1992年起任教授。歷任同濟大學建筑系副系主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院長、同濟大學副校長。

　　1996年至2005年任中國建筑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市建筑學會理事長。1998年至2007年任上海市規劃委員會城市空間與環境專業委員會主任，2004年起任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

　　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空間研究所所長、上海市規劃委員會城市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委員、上海市建筑學會名譽理事長。

　　主要論著有：《世博與建筑》(2009)、《和諧城市的探索：上海世博會主題演繹及規劃設計研究》(2008)、《世博園及世博場館建筑與規劃設計研究》(2007)、《世博會規劃設計研究》(2006)、《建筑理性論──建筑的價值體系與符號體系》(1997)、《上海近代建筑風格》(1999)、《建筑批評學》(2001)、《上海，世界大都市》(與阿蘭·巴富爾合著，2002)。

　　主要的設計作品有：上海南浦大橋建筑設計(1988～1991)、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城市設計(1998～1999)、上海格致中學教學樓(1994～1995，2004～2005)、上海復興高級中學(1996～1998)、浙江海寧錢君匋藝術研究館(1998)、上海朱屺瞻藝術館(1995，2004)、嘉興廣電中心(2000)、嘉興市行政中心(2000～2002)、中國財稅博物館(2000～2004)等。曾主持并參與一些重大項目的國際設計方案評審及策劃。

　　個人榮譽

　　1998年被選為法國建筑科學院院士，2001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1年被選為美國建筑師學會榮譽資深會員。2007年3月被意大利政府授予仁惠之星騎士勛章，2007年10月被意大利羅馬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自2000年起，參與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申辦和籌辦工作，擔任世博會主題演繹總策劃師、上海世博局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組委會主題演繹顧問等，并應邀擔任意大利2015年米蘭世博會與韓國2012年麗水世博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鄭時齡在2001年出版了著名的《建筑批評學》，成為當代中國建筑批評的先行者。在此之后，廣泛的閱歷和對城市建筑的責任感，讓他的建筑活動逐步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對他有過各種各樣的稱呼：鄭院士，他是中科院院士，并身兼法國建筑科學院院士、美國建筑師學會榮譽資深會員，他的建筑實踐表現了創作活動的學術價值，始終關注建筑的歷史文化內涵和藝術性;鄭老師，他是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空間研究所教授，長期事于建筑設計理論教學與研究，這是學生們最喜歡的稱呼，他一生勤于鉆研、誨人不倦;他是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組委會主題演繹顧問，歷史文化風貌保護區和優秀建筑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曾擔任上海建筑學會理事長，對上海城市風貌特色的維護、城市空間的梳理與更新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他曾出國訪問80多次，曾應邀在意大利、美國、加拿大、日本、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韓國和希臘等國的大學和學術論壇上作學術報告和主題報告，2007年榮獲意大利最高榮譽騎士勛章，他以學術走天下，以謙和大氣的中式外交把中國建筑文化向世界傳播。

　　走近鄭時齡，你不難感受到他的謙虛、睿智、風趣、博學，他是一個心中裝著天下的建筑師和城市設計師。他善長建筑批評，卻從不尖刻地諷刺任何建筑形象，他相信用準確、公道以及大眾化建筑語言，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建筑設計和城市環境中的真善美。

　　上海世博會的申辦與建設

　　2000年，鄭時齡受邀參與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申辦和籌辦工作，“世博會”這個主題為他的人生帶來了新的精彩與忙碌。最初，他擔任世博會主題演繹總策劃師(世博會的總策劃師共有4人，鄭時齡是來自建筑部門的專家)，后來他又成為上海世博局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2010年上海世博會組委會主題演繹顧問，在上海世博會后，他還將應邀擔任意大利2015年米蘭世博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他為世博會做了大量相關研究，最近幾年發表了《世博與建筑》(2009)、《和諧城市的探索：上海世博會主題演繹及規劃設計研究》(2008)、《世博園及世博場館建筑與規劃設計研究》(2007)、《世博會規劃設計研究》(2006)等有相當影響的論著。

　　鄭時齡說：“歷史上的上海曾被比作萬國建筑的博覽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將再一次發揮這個主題的深層次內涵。在上海世博會的申辦和世博規劃設計方案的評審過程中，政府起了主導作用。上海由于城市大拆大建式的開發比國內其它大城市起步稍晚(大約20世紀80年代后期)，所以整個城市的整體結構保護相對要好一些。”從2002年開始，政府比較重視城市風貌的保護，采納了鄭時齡提出的以黃浦江和蘇州河濱水空間作為城市空間核心的思想，對黃浦江和蘇州河兩岸城市空間的改造，為世博會選址在上海市中心地區提供了前提條件;此外由于世博會用地的動遷很大，為了減少開支，一大批50年代建造的工業化建筑被保留下來。世博會選址上有300多家工廠，大都有很堅固的結構，他們代表著上海工業的起步期，是重要的歷史文物。政府和專家組經過討論，決定把文物建筑當成一種資源，并想方設法加以利用，形成了現在擁有一定懷舊特色的世博園區。例如在古老的江南制造局建起了世博會中國船舶館、上海溶劑廠的9棟小住宅如今變成了世博村里的酒店……它們既古老又時尚，成為當代建筑一種有意義的探索。整個世博會共保留了大約30萬平方米的老建筑，新建建筑200萬平方米，其中法國館、英國館、西班牙館、荷蘭館、波蘭館、德國館、丹麥館、芬蘭館……都極富特色，值得一看!中國館是中國建筑師第一次設計的世博會中國館，是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它承載了太多的中國人民的厚望。”

　　在世博園的建設中，鄭時齡一直呼吁要給中國建筑師更多的設計機會。作為主題演繹顧問他對社會各界強調，上海世博會共有42個外國自建館，來自世界各國的建筑師在這里充分表達了他們對科技、文化和未來的理解。剩下來需要改造的展示館、新建館(包括42個租賃館、11個聯合館)以及世博村，希望中國本土建筑師來設計。后來，2007年4月，上海世博會最大的展示館——中國館，以全球華人為應征對象公開招標。懷著極大的熱情，鄭時齡以用中國紅旗為主題參加了這次競標，長方形的主館和五角星形的地區館，很好地詮釋了新中國的形象，雖然在造型和高度上沒有得到評委會的一致認可，但這個方案的如宏的氣勢和豐富的內涵仍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用長達10年的時間參與上海世博會策劃與主題顧問，鄭時齡也曾提到其中的不足：“上海世博會建筑之間的距離偏小，我想應該做個人流分析，以確保世博期間的參觀安全;中國館如果設計的再平一點，用坡道解決展覽建筑的垂直交通可能更好……”鄭時齡就是這樣一個人，堅持用客觀的眼光看待和批評城市與建筑。他說當代建筑批評學在中國的發展還不盡人意，多是贊揚性的文字，其實建筑也要靠批評的推動。改革開放，使現在中國的建筑批評比30年前進步多了。批評不能一味地講不好，而是要挖掘那些有代表性的觀點，把它們放在較大的時代背景下比照和談論。

　　對中國建筑師的關注

　　2009年鄭時齡受上海《設計家》雜志之邀評點了建國60年后成長起來的60位中國建筑師，表現了他對中國建筑師命運的關注。他說：“中國現在的情形很像20世紀后半葉的日本：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和1970年大阪世博會之前，日本國內很推崇外國建筑師的設計，日本本土建筑師一直在向外國學習。1964年丹下健三帶領12名日本青年建筑師在東京設計了以代代木體育館為代表的一批作品，并創立了‘新陳代謝’理論，這一品牌事件成為日本建筑走向世界的開端。”

　　我們不能想象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后，中國建筑師會急速走向世界建筑舞臺的中心，但改革開放后，中國建筑師已經逐漸為世界認可是個不爭的事實。現在，已經有些中國實驗派建筑師開始把作品拿到國外參加雙年展，雖然這些建筑師在國內并非主流，但他們的活動讓世界開始認識中國。在近幾年國內的合作設計實踐中，中國建筑師在技術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仍然需要努力學習。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我們的建筑教育需要變革，建筑師的怎樣用建筑語匯表達的方式還需要提高;其次，中國建筑師的資質沒有得到全世界的認可;第三，最大的差距在于文化底蘊不夠。鄭時齡表示：“與國外建筑師相比，中國建筑師是有一定的水平差距。我在國外的一些設計競賽當評委發現，中國建筑師受傳統束縛很深，思想不夠開放。有些在外國事務所工作的中國建筑師也很有水平，他們實際是受中國教育長大，但往往處于被領導的地位，不能發揮水平。”

　　鄭時齡認為文化底蘊不夠是中國建筑教育的先天性問題，會帶來后勁不足的影響，會令中國建筑師走向世界的路途更加漫長。他說：“中國新一代建筑師中，許多人不能學貫中西，甚至連中文也不行。在我的建筑評論課上，曾經組織了200名學生參與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小學階段，中文課時明顯高于外語課時;在初中階段，外語課時與中文課時是0.9:1;在高中階段，外語課時與中文課時是1: 0.9;在大學階段，中文課不上了，只上外語課。這樣的教育機制，在中國建筑師人文科學的培養方面是遠遠不夠的。”

　　鄭時齡很欣賞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他說，小澤的成功在于他能完美地用日本文化來理解西方音樂，如果當代中國建筑師不能用自己文化的觀點來解釋現代建筑，就不會有成功的創作體驗。國內建筑師各有特點，臺灣建筑師更講文化，他們的建筑設計會從較深的層次上考慮社會的問題;北京建筑師的設計比較大氣，上海建筑師的設計更注重細節的精致。但是，也有不少負面的例子：一些建筑師和開發商用容積率、面積、高度等指標算出來的所謂建筑設計，缺少建筑的文化性與詩意，千篇一律，讓城市缺乏活力;如果不考慮建設項目情況，盲目地請外國著名建筑師設計，就像看外科的病卻請了小兒科的大夫——比如請一些世界頂尖的住宅建筑師設計超高層建筑，也會令最后的設計作品不理想。在某些方面，上海的城市退步了，開發商的利益滿足了，卻很少有人問津城市的公共利益。鄭時齡說，中國城市呼喚人文關懷，呼喚建設千年城市，更呼喚有文化有責任感的建筑師。

　　建設擁有歷史記憶的當代上海

　　鄭時齡4歲從成都遷居到上海生活至今，對這座城市有著深厚的情感。他說，上海的歷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1986年上海被國務院批準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擁有632處優秀歷史文化建筑，共2138幢，市中心共有27平方公里、12片歷史文化保護區……很多上海人把本地文物建筑當成一種資源，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上海還生成了一種城市文化懷舊的情緒。

　　1994年鄭時齡開始參與上海城市規劃，1996年起他開始研究上海的歷史建筑。作為專家，他與阮儀三、伍江等人一起，對上海歷史風貌的保護提出過許多有意義的實踐方案或者大膽設想。他說，上海有6340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只將城市發展限制在城區600平方公里的區域，勢必造成城市發展的瓶頸。后來上海市政府決定將城市發展的關注點放在“城中心+衛星城”的發散式規劃思路上，有一段時期還創造性地提出“一城九鎮”的規劃。上海通過國際招標引進一批新的城市規劃理念，雖然某些做法在具體實施上不太成功，但這無疑為上海歷史建筑保護提供了某種優越條件。鄭時齡說：“在城市建設實踐中，要保護老建筑很難，需要政策和技術的雙重支持。上海的老建筑保護不盡人意，起因多種多樣：第一，老建筑在上個世紀拆了很多;第二，很多老建筑，在以前建造的時候就沒想要它活100年，如今要改造延長它的壽命，需要更新它的建造技術、更換設備材料;第三，上海城市道路翻建改造把馬路越墊越高，到了雨季老城區里弄里面常常倒灌雨水;……眾多客觀條件讓開發商們在保護上海老建筑這個難題面前望而生畏。”

　　鄭時齡認為，不能讓歷史成為未來的包袱，也不能讓未來失去歷史的基礎，上海在歷史文物建筑保護和地方經濟建設取得雙贏的典型例子也有不少。他解釋道：“首先，上海新天地是最著名的、把4公頃的老建筑立面加以保護和改造，從而振興了地區經濟的典型例子，它帶了一個好頭。”他轉而又接著說：“但是新天地也帶了一個壞頭。在周圍52公頃的地域房價飛漲，如今這里的居住人口大換血，變成了一個十足的富人區。第二個例子就是上海老城廂的改造模式，它的設計結合了分散淹沒在舊墻老屋間的古跡、獨特的民居建筑及市井文化，不能因為它是仿古建筑，就籠統地認為它是造假古董。我去過意大利弗羅倫斯，那個令人神往的城市也有大量新建的仿古建筑，意大利城市建設部門提出重建城市的歷史記憶，并大膽指出如果完全保留原來破舊的東西，不能適應現代生活。其實國內的琉璃廠改造、前門大柵欄改造等等項目面臨同樣的問題。很多老建筑在建造之初就沒有什么長遠的打算，只有改造里面的內容，提供便民的基礎實施，讓它繼續發展，才能讓老建筑永葆青春。第三個例子是上海泰康路田子坊，它不在歷史保護區范圍內，卻因匯集了一座清代的老宅院、20世紀30年代的老建筑以及50年代的工廠區而出名。上世紀80～90年代，這里成了藝術家工作室集中的地方，漸漸有了名氣。2004年區政府發文要改造它，我就去參觀了田子坊。我認為它是上海新的發展方向——有10多個國家的人在這里工作，很多有特色的服裝、工藝品、皮包在這里經過設計加工，走向全世界。這里最終成為保護區，2006年還被評為全國優秀創意園區。它保留了一種老的生活方式，雖然僅僅是整修房子、保護破破爛爛的街道，但創造了老建筑的生命力，形成獨具創意藝術的街景。第四個例子是我們最近參與保護的1933老場坊，它原來是一個宰牲場，曾是電影《大李、老李和小李》的攝制基地，也是一處讓老建筑改變使用功能，恢復青春的建設。”

　　上海在建國初曾經是很多大型國有工業生產企業的所在地。隨著歷史的變遷，上海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調整，例如有污染的化工廠、利用黃浦江排污的工廠、勞動密集型加工廠等被大量遷出城市。怎樣改造利用這些工廠原有的廠房?上海規劃局曾經行文，要求老廠房不能改變工業用地的性質，市政府為此提出了發展100個創意園區的建議。很多大廠區被成功地改造，比如上鋼10廠被改造成城市雕塑藝術中心，變成為擁有良好聲譽的展覽館和工作室。但是倘若把工廠全部變為創意園顯然不切實際，鄭時齡提出工廠也可以改造成住宅、醫院、劇場……他曾提出把黃浦江邊的老廠改造成上海視覺藝術大學，讓學生們在現代城市的熏陶中學習藝術;他也把漢堡易北河邊上一個老倉庫改造的漂亮的劇院拿出來，讓大家學習怎樣用更多樣的手段賦予工業遺址新的生命。他說，建設擁有歷史記憶的當代上海，是他最大的心愿。